嘉南大圳与台湾农民

2020年06月26日 01:39 赏析时政

要评价八田与一,最好的方式就是直面嘉南大圳与台湾农民的关係。

要理解嘉南大圳,应该要先理解兴建大圳的背景:日本在1918年爆发「米骚动」,就是因为当时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对抗苏共及商人囤积粮食等等事件,导致粮价居高不下,百姓没有饭吃,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血抗争。这场事件日本政府共逮捕了25000多人,有8000多人遭到有罪判刑。

这场暴动震惊了日本政府,为了让稻穀供应稳定,就希望增加殖民地粮食的产量,其中一项计画就是兴建嘉南大圳。

嘉南大圳与台湾农民

同时,满足符合日本内地稻米消费习惯,台中农试场的技师矶永吉先生,也在台湾培育新的水稻品种。终于,他在1920年代中期,顺利培育出一款与内地口感接近的新品种,命名为「蓬莱米」(其实,矶永吉等农艺专家的贡献,才是1930年代台湾农家收入提升的主因)。

蓬莱米研发出来之后,在台湾广泛推广。原本台湾是种植「在来米」,内地人是不喜欢吃的。但自从殖民地生产了廉价又好吃的蓬莱米之后,内地人就开心地大量进口台湾米,反而造成内地稻农的损失。于是台湾总督府就要控制台湾稻米的输出总额,这是其一。

另一方面,台湾糖业为日本帝国带来很大的收益,但台湾农民因为种植稻米的收入提高,就不是很愿意继续种甘蔗。总督府千方百计要引诱台湾人种甘蔗,但总是徒劳无功,蓬莱米的面积还是越来越多,排挤了甘蔗的生产。这就是1920年代中后期「米糖相剋」现象的由来。

1927年,日本学术界的良心,东京帝大教授矢内原忠雄先生来到台湾考察,他发现殖民地的製糖会社对待农民十分严苛,不仅透过原料採集区的制度来剥削农民,更用奖励及贷款等告种手段,半强迫农民种植甘蔗,引发了各地农民的不满,组织成台湾农民组合来对抗会社。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考「二林事件(台湾吧)」的介绍。

于是矢内原忠雄在1929年于《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》中,判断嘉南大圳完工后,将会造成农民更大的痛苦,因为水利组合会透过水权,控制农民的生产。在水圳流域实行三年轮灌制度,一年种甘蔗、一年种杂粮、一年种水稻,以水圳控制农民种植甘蔗。他说:

如果追求嘉南大圳的社会意义,则归诸:

(一)糖业资本的保护

(二)完全适合糖业资本的利益

(三)独佔资本主义更高度的发展。

但后来嘉南大圳在1930年盖好之后,农民并不如矢内原忠雄预期那样被会社绑架。原因在柯志明《米糖相剋》这本书里面有分析,因为日本人没办法垄断土地、无法用热带农场的方式指定农民生产甘蔗。加上台湾家庭式农场很能自我剥削,生产成本超低,所以台湾农民还是可以在日本人不断压低粮价的情形之下,继续生产廉价蓬莱米。

在当时,米价是这样的:

1926年台湾蓬莱米价格是28.55圆(糙米/每石);朝鲜米34圆;内地米35.93圆

1931年台湾蓬莱米价格是14.43圆(糙米/每石);朝鲜米17圆;内地米18.46圆

(价格暴跌原因与1930年全球泡沫经济有关,但相比朝鲜、内地,台湾米价相对低廉。

所以台湾农民在嘉南大圳兴建完成之后,虽然米价不稳定,但普遍生活水平是比1925年以前高,因为蓬莱米的研发,加上台湾农民自有土地、生产模式弹性,可以比较不受殖民者的计画经济框架绑架。

但是,要说製糖会社没有从中获利,也是不对的。嘉南大圳提高甘蔗的生产效益为285%。比稻米还高。

嘉南大圳与台湾农民

但悲惨的是,会社的甘蔗收购价格是持续降低的,而且嘉南大圳流域的会社收购价,竟然比区外的会社还低廉。也就是说,农民虽然因为水圳而增产,但收购价格却是被会社压得更低(如下表),会社把全球经济萧条的损失,都转嫁到农民身上,1934年收购价格甚至降到只剩下3圆/千斤。农民除了卖价被压低之外,还要缴交嘉南大圳的水租。

嘉南大圳与台湾农民

综上所述,嘉南大圳为台湾农家带来的影响,其实是建立在蓬莱米的培育成功之上。而嘉南大圳所带来的获益,与其讨论农民收入些微提升,不如说是提供了製糖会社两倍以上的甘蔗产量,但收购价又能持续压低的大好机会。并且,总督府并没有打算放弃对于蓬莱米的控制,从1934年开始实施米穀统制法,就禁止民间私设新的水利设施,避免水田面积扩张,连林献堂申请兴建水圳种植烟草,都被总督府拒绝。甚至一些本地地主如杨肇嘉等人,还联合日本米商向政府请愿,请求不要管制台米输出(〈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战时粮食统制体制:台湾与朝鲜的比较研究(1937-1945)〉李力庸)。

到了1936年,日本政府直些下令台湾要保留22%的稻米在原产地(农业穀仓于是开始大量设置),不得再输出日本,直接控制了稻米生产体系。1939实施稻米专卖制度,总算解决了困扰已久的米糖相剋问题。

嘉南大圳些许提高了台湾农家的收入,却不是总督府所预期的成果,更不是总督府跟製糖会社所乐见的现象。

活水来册房所提到的,指出台湾农家收入提高的论文,是古慧雯、吴聪敏、何镇宇及陈庭妍撰写的〈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〉一文;而叶淑贞在《台湾农家经济史之重新诠释》也持相同论点。他们的论文,算进嘉南大圳地方摊提的修建经费及总督府自筹的收入来源,加上强制收取且不算廉价的水租,农民收入是提升的,但对于农民对大圳实际的观感,实在是很难用宏观的经济数据来检视。

因此,我用比较极端的例子,来显示当时农民跟嘉南大圳的紧张关係。1929年,台湾农民组合被总督府藉故弹压,称之为「二一二事件」,当时农组领导人简吉遭到逮捕,入狱一年。

1930年年底,台共遭围捕前夕,台湾农民组合仍然在做最后的抗争,嘉南大圳流域的上千名农民发动「抗租运动」,表示对于「咬人大圳」——嘉南水利组合收取高额水租的不满。当时群众以「反对嘉南大圳三年轮作制」、「减免水租」为口号,试图阻止官方拍卖农民抵押的土地。随后警察殴打了示威群众,并逮捕了农组数名干部。

11月23日,农民组合南部联合会,动员千余名农民包围「庄役场」(乡镇公所),抬棺木、抬粪桶泼洒、牵牛只进行抗争,一时之间让警察狼狈不堪(出处:《农民组合方针书》1930年,引自蔡石山《沧桑十年:简吉与台湾农民运动1924-1934》)。

下列这几则笔记,显示出了当时几名干部被宪兵带走之后,被残酷地刑求、虐待。而缴不出水租的「水租滞纳关係者」,将近数十甲的土地,则在12月5日当天,在层层的警力戒护下,被台南州税务局拍卖出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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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文徵得原作者同意后转载,原文于2017年4月17日发表于作者脸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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